美国民众不得不面临一个残酷的事实——30天内，全美的确诊病例数从仅有70例，飙升2000多倍至16万多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3月31日13时，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6.4万例，是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而时间追溯回3月1日，当日美国报告病例仅有70例。

这一个月里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缘何变成了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新“震中”？

当地时间3月28日，美国《纽约时报》发布报道《错失的一个月：失败的病毒检测如何使美国对新冠肺炎视而不见》（The lost month: how a failure to test blinded the U.S.to Covid-19），试图找到答案：由于技术缺陷、监管障碍、官僚主义和领导层事务等多重因素，美国早期未能对疑似病例进行大规模检测，使得美国“缺失了一个月”，白白错失了遏制疫情的最佳时机。

英国《卫报》同日一篇报道指出，美国和韩国几乎同时在1月底确诊了首例新冠肺炎病例，然而两国对疫情的反应几乎是“两极”，导致两国现在疫情形势大相径庭。

《纽约时报》对美国50多名现任和前任公共卫生官员、行政官员、资深科学家和公司高管进行了采访。他们表示，负责检测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威胁的3个政府机构，即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FDA）和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都没能足够迅速地做好应对疫情的准备。即使科学家关注着中国的疫情肆虐并发出警报，这些机构的负责人也没有及时作出反应。

而对于3亿多的美国人来说，他们并不知道，一场公共卫生灾难早在两个月前就开始埋伏。

病毒检测方法失灵

报道称，1月7日，对武汉出现的肺炎情况，美国疾控中心建立了“事件管理系统”（incident management system），并建议前往武汉的旅客采取预防措施。1月20日，就在中国科学家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的两周后，美国疾控中心开发了自己的检测技术，并检测到了美国的首例新冠肺炎病例。

美国疾控中心的检测使用了三组基因序列来匹配从拭子中提取的病毒基因组部分，以检测样本是否含有新冠病毒。但是，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批准疾控中心与州卫生部门实验室共享其检测试剂盒后不久，一些人发现了问题。第三个基因序列即“基因探针”（probe），给出了不确定的检测结果。为探究原因究竟是污染还是设计问题，美国疾控中心要求这些州实验室暂时停止检测。《纽约时报》称，这一“惊人的挫折”阻碍了美国疾控中心在病毒蔓延最重要的时期及时追踪病毒。

而美国疾控中心也几乎没有考虑采用世界卫生组织所使用的检测技术。世卫组织分发给各国的、由德国研制的测试方法也没有通得到美国监管机构的批准。美国疾控中心首席副主任安妮·舒沙特（Anne Schuchat）说，美国疾控中心认为不需要“其他人的检测”。全美对于疑似病例大规模的检测任务也因此被搁置。

美国疾控中心官网称，截至2月中旬，美国全国每天检测的样本约为100个。由于检测能力有限，美国疾控中心的检测标准一度非常有限：只有短期内到过中国或密切接触过感染患者的人才有资格检测。

“检测至关重要，如果你看不到病毒，你就无法阻止它。”世界卫生组织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说道。

检测批准流程繁琐

在这场与新冠病毒赛跑的战役中，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也成为了一大障碍。

报道称，在美国疾控中心履行了在公共实验室快速启动检测筛查的义务之后，下一阶段应该动员私营部门。然而，履新不久的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斯蒂芬·哈恩（Stephen Hahn）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他不愿动员企业，而是遵循了食品药品监管局以往繁琐的批准流程。

这使得医院、私人诊所和公司更难在紧急情况下进行检测。比如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2月起就已经进行了有效的新冠病毒检测试验，但直到食品药品监管局放宽规定后，斯坦福大学3月初才真正开始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法国生物技术公司bioMérieux的检测系统BioFire在全美1700家医院应用，可以检测流感和其他呼吸系统疾病，能够在约45分钟内提供检测结果。然而，该公司在2月中旬与食品药品监管局讨论后，直至3月24日才获得了测试的紧急批准。

韩国的监管机构则适时放宽了检测规定。据路透社18日报道，韩国政府在1月下旬就召集了20家医疗制造商的高管开会，要求他们协助开发新冠病毒检测方法。在这一会面的一周后，韩国就批准了首个检测方法；2月底时，韩国每天就已能够检测数千人7周后；会面的7周后，韩国已对29万人进行了检测。

《纽约时报》28日的发布的新冠病毒检测时间轴报道显示，直到2月29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才放宽了对实验室的规定，允许他们在申请批准之前就开始进行测试。

然而，这已大大延缓了新冠病毒检测与疫情防控的进程。2月底，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地区已经出现了第一例无明确病毒接触史和疫情地区旅行史的确诊病例。这已经离在该地区发现美国首例确诊病例过去了一个多月。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月2日的报道，研究者在对华盛顿州两个感染者携带的新型冠状病毒进行基因测序和对比后认为，新冠病毒当时已经可能在当地传播了数周。这两名感染者来自同一个县，其中一人为美国的首例确诊患者，另一人则没有已知的病毒接触史。

《纽约时报》认为，如果没有更全面了解谁被感染的信息，公共卫生工作者就无法找到所有密切接触者，无法对对他们进行隔离，以阻止病毒进一步的传播。

政府危机意识薄弱

美国疾控中心前主任托马斯·弗里登（Thomas Frieden）表示，美国直到“为时已晚”才进行严格的筛查，这暴露出整个政府的失败。

对于政府批评的声音不在少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流行病学家詹妮弗·努佐（Jennifer Nuzzo）称，特朗普政府对新冠病毒的潜在影响的认知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局限性”。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前局长玛格丽特·汉伯格（Margaret Hamburg）认为，这一失误导致美国的病例“呈指数式增长”。美国国际开发署国外救灾办公室前主任杰里米·柯宁戴克（Jeremy Konyndyk）更是对《卫报》表示，美国的应对不力是“（国家）基本治理能力和基本领导力在现代最大的失败之一”。

这不得不让人追问：美国政府为何对这场公共卫生灾难的演变视而不见？

报道称，政府官员之间缺乏信任是一重因素。美国卫生部长亚历克斯·阿扎（Alex M. Azar）负责监督美国疾控中心和食品药品监管局这两个机构，并协调政府的公共卫生部门应对流行疾病。但整个2月，阿扎认为疾控中心提供给他的检测数据不准确，他与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 Redfield）关系持续紧张。当公众对检测问题的批评加剧时，阿扎也无法推动美国疾控中心和食品药品监管局加快应对速度或改变工作方向。

《卫报》还指出，特朗普执政期间，“反科学情绪在席卷联邦政府部门”。一位前任高级官员表示，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屈从于政治压力，“正在作出完全反科学的决定”。

而特朗普政府的决策失误另一重因素。

《纽约时报》认为，疫情开始时，特朗普还因为弹劾而分心，对威胁公众安全和国家经济的疫情“不屑一顾”（dismissive）。直到2月底，他甚至声称新冠病毒即将在美国“奇迹般地”消失。据《卫报》报道，特朗普2月10日还提出将美国疾控中心的经费削减16%。

在疫情暴发近2个月之后，特朗普才让白宫牵头负责应对疫情。在特朗普2月26日任命副总统彭斯负责应对疫情之前，美国的疫情应对工作组缺少有权力的白宫官员强力推进行动。

此后，美国的检测量迅速增加，医院等机构的近100个实验室都开始进行新冠病毒检测。3月初，美国联邦政府官员才宣布扩大病毒检测规模的新政策。

然而对于疫情防控来说，为时已晚。美国各地的医疗机构只能拒绝对症状较轻的人进行检测，将试剂留给重症患者，而且后者通常也要等一周才能拿到检测结果。仍然有很多感染新冠病毒的美国人没有机会检测。

报道称，特朗普3月23日向韩国请求支援检测试剂，这相当于他默认了美国的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短缺。

《纽约时报》这样形容如今的美国：感染病例数最多的国家，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城市设施关闭，经济摇摇欲坠，人们的日常生活被打乱……

“检测本来应该将所有方面联结在一起。” 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特殊病原学部门医学主任纳希德·巴德里亚（Nahid Bhadelia）说道。她认为，美国新冠病毒测试的迟缓目前就像“裂开的缝隙”，“渗透到方方面面，影响了所有人，从整体上影响了美国对疫情的整体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