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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时代镜像

2020-06-10 14:22   来源: 互联网

  

——本刊专访文学评论家李云雷

湖南,可谓是官场小说兴盛之地。1998年,王跃文的小说《国画》被认为是滥觞之作。2001年阎真的《沧浪之水》出版,也成为官场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以王跃文、阎真为代表,湖南涌现出了如黄晓阳、肖仁福、浮石等一批写官场小说的作家,全国也兴起了一阵官场小说热。然而,尽管官场小说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但文学界却鲜有将其纳入研究范围,其文学价值也备受质疑。

李云雷自北京大学博士毕业后,逐渐成为青年文学评论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始终关注着当代文坛的创作动态,力求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作家、作品和创作倾向,并独辟蹊径,把官场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之一。李云雷认为,官场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当代社会的窗口,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当代社会运行的规则与“潜规则”,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现状与进程,以及从中折射出来的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念与精神氛围。为深入了解官场小说的创作流变及社会价值,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专访了文学评论家李云雷(以下简称“李”)。

官场小说从“现实主义”走向“实用主义”

记:官场小说为何很少进入文学评论家的视野?

李:据我观察,原因可能在于两点:一是认为官场小说是“通俗小说”,很“俗”,从专业角度来说不值得认真对待;二是官场小说涉及很多官场内幕与权力斗争,不少人会觉得很“脏”,不愿意去触碰这一话题。

记:现在还有种称法叫反腐小说,这和官场小说有什么区别?

李:两者之间有联系,都是写官场,涉及权力斗争。不过也有明显的区别。反腐小说有明确的价值取向,有正面人物,是正邪斗争的故事模式,最后正义一方获胜。比如张平的《抉择》和陆天明、周梅森的作品。官场小说主要是呈现官场的生态,日常的运作方式,其中很难看到正面人物。近些年比较畅销的官场小说经常采用成长小说的模式,写一个小人物的成长史。

记:近些年的官场小说有很多,据您观察,官场小说在写作上有哪些变化?

李:如果以王跃文、阎真的作品为参照,我们可以发现,最近几年的官场小说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王跃文、阎真的小说中,“官场”是一股巨大的“异化”力量,作者对这一场域充满了怀疑,主人公融入其中也是不得已的被迫适应,对其险恶有着清醒的意识;在作品的总体倾向中也有着批判的意识,至少也在质疑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叙述者通过对主人公经历的叙述,重点揭示的是置身其中的人的生存境遇。

而在《二号首长》(2011)、《侯卫东官场笔记》(2010)、《省委班子》(2010)等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官场”已经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巨大存在,在这里,“权力”成为小说关注的“主题”,权力斗争以及围绕权力的获得、转移、交换、分配的故事,及其规则与“潜规则”,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

从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国画》中的朱怀镜、《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二号首长》中的唐小舟、《侯卫东官场笔记》中的侯卫东、《省委班子》中的普天成是更为“成熟”的主体,他们在进入“官场”时没有(或很少有)内心的波动,天然就认同官场的规则,他们所关注的最核心的问题是能否获得权力,以及如何将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小说重点描述的也是他们“晋升”的过程,以及围绕这一目的他们的谋划、心思、手段及其经验教训。

如果说王跃文、阎真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作品,那么《二号首长》《侯卫东官场笔记》等作品可以说是“实用主义”作品。“现实主义”作品在揭示官场内幕时不无批判与反思的意味;而“实用主义”的作品同样在揭示官场的内幕,但对官场规则并无褒贬,只是“客观”地呈现,同时注重总结官场上的经验教训,让读者可以“实用性”地学习与操作。比如《二号首长》中有这样的段落:“领导有三种称呼:一是官职,二是首长,三是老板。如果在一个很公开的场合,你叫他老板,他可能非常反感,觉得太流俗太江湖气,贬低了他的身份。如果是在很私人的场合,你叫他书记,显得太公事公办,叫他首长,显得太隔膜,叫老板,就亲切。而有重要人物在场的时候,又是比较私密的场合,把所有领导全部叫首长,肯定好过别的。相反,如果有更高级领导在场,而这个高级领导和老板的关系又不是非常亲密,肯定叫官职比较好。”这些官场智慧与“经验”,可以说是《二号首长》吸引读者的重要原因。

权力大小成为评判人物主要标准

记:王跃文先生不喜欢别人称他为官场小说家,他认为这是一种粗暴的小说类型化概念。官场小说这称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李:“官场小说”的称谓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但在此之前,在我们的文学中也存在权力斗争的因素,不过却是以另外一种面目出现。如果我们从更远的历史视野来观察,或许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其中的演变与异同。

在20世纪80年代兴盛的“改革文学”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权力的争夺,在《乔厂长上任记》《新星》《沉重的翅膀》《花园街五号》等作品中,围绕一个工厂、一个县城或一个机关的主导权,双方同样展开了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即使在《平凡的世界》这样描述新时期农村变迁的小说中,也有一条线索描述省级领导之间的争斗。但是,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些小说中只是存在权力斗争的“因素”,因为与后来出现的“官场小说”相比,这些小说中的权力斗争并没有得到突显,甚至很难让人察觉到。这主要是由于在这些小说中,更为重要的是思想与观念的斗争,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改革还是保守”,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还是谨小慎微地固守传统,这构成了“改革文学”的基本矛盾。在双方的争斗中,虽然存在权力斗争,但权力斗争是依附于思想斗争与观念斗争的,是一种次要的因素。

记:官场小说与当初的“改革文学”还有哪些不同?

李:简单来看,在“改革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光彩四射的正面人物,而在“官场小说”中却几乎看不到正面的人物形象。《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新星》中的李向南,《花园街五号》中的刘钊等人物,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敢想敢做,勇担重任,不仅在不屈不挠的斗争中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而且也获得了女性的青睐,收获了爱情。其中的优秀人物,比如李向南,更成为一个时代的偶像。但是“官场小说”中的主人公,无论是朱怀镜、池大为,还是唐小舟、侯卫东,他们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成功者”,但却很难说是正面人物,或者说很难以道德伦理加以判断。在官场小说中,权力或能力的大小,成为评判人物的主要标准,所谓好人坏人的道德评价在此已经失效。

在“改革文学”中,尽管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他们都是在为各自心目中的事业而奋斗,他们都是出于“公心”或“理想”而非“私利”,这样他们斗争的手段便多是能摆在桌面上的,较少有阴谋诡计。而官场小说中的权力斗争则不同,首先斗争的目标不是“公心”而是“私利”——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其次斗争的手段则更加多种多样,其中不乏阴谋,等而下之者更有雇凶杀人等非法手段——这也让我们看到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性。

记:但也有人说,一味塑造正面人物形象有些脸谱化甚至道德完美主义倾向,无法简单用好人坏人的道德评价,是否正好揭示了人在大的时代背景下的复杂多面性?

李:是这样的。但现在的“官场小说”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将小说中的人物抽象为权力斗争的工具,甚至没有底线,没有更高的追求。这同样也是对人的丰富复杂性的一种简略,也是我们应当反思的。

官场小说里有一种积极奋进的精神

记:晚清就出现过《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这样的作品,今天的官场小说是否与此相似?

李: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的官场小说更接近晚清的这些“谴责小说”,在对官场内幕、社会乱象的揭示上,两者有着种种相似之处。这让我们看到,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轮回之后,充满尔虞我诈的“官场”又回到了中国社会之中。而小说对“官场”的集中关注,甚至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类型文学,这在中国之外还很少见到。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做更为细致的区分,就可以发现“官场小说”与“谴责小说”也有种种不同,比如叙述的模式和态度。

记:有人认为,官场小说是低于现实的,拿现在揭露的一些官场案例看,其情节比小说还要精彩,您怎么看?

李:现实生活总是比小说精彩,具体到官场小说也是这样。但另一方面,文学应该不仅仅忠实于生活,还要有自己的思考与选择,有审美的理想和对世界的善意。

记:那么,写官场小说的价值是什么?

李:官场小说里有一种积极奋进的精神,这也是时代精神的反映。虽然小说中奋斗的目标可能是个人的升迁等可以反思的因素,但这个不断奋斗的过程本身,也体现出了国家在发展中的一种朝气。还有,官场小说对当代中国的经验,特别是人与人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有很好的把握,描写得特别细致。当然它们的可读性也比较强。官场小说体现了社会的精神症候,也为我们提供了时代的一种镜像,我们可以对镜中之像加以批评,但却无须归罪于镜子本身。

记:近几年,有没有出现比较好的官场小说?

李:十八大以来,伴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官场小说”有了很大的变化或转型,甚至可以说已经发展成了新的“反腐小说”,其中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作品。比如陶纯的《一座营盘》、周大新的《曲终人在》、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张平的《重新生活》,以及杨少衡的中短篇小说等,这些作品都关注“官场”,但跟以往的官场小说不同,从不同角度对官场腐败生态与文化做出了深刻的反思,反映出一种新的时代气象,也对持续至今的反腐败斗争做出了积极回应。可以说展示了一种新的想象政治的方式,即不再将政治简单地理解为权力斗争,而重新将政治与理想、信念、民族和国家的未来等超越性内容结合起来。这些作品受到了大众普遍欢迎,既反映人民对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向往,也显示出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取得的巨大成效,更让我们看到了作家的承担精神与思考力度。

来源:《清风》杂志2020年第6期


责任编辑: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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