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矛盾斗争表现的最高形式与最暴力手段,谓之战争,战争的形态分有冷兵器战争、热兵器战争、机械化战争以及正在形成的信息化战争;从战争规模上可分为世界大战、全面战争和局部战争;按作战空间分为陆上战争、海上战争和空中战争及现代的立体化战争等;战争既与敌对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等因素密切相关,又是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理环境等自然条件下进行的,而这些因素和条件加上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构成战争的整体,推动战争的发展,导致一定的结局。中医药在治疗许多疑难病方面之所以屡起沉疴,疗效满意,其根本原因就是在一定的理论认识的指导下,抓住了“扶正”与“祛邪”之间辩证关系的结果,在注重主证的同时,通过对病证的客观指标的宏观判断和微观分析,以祖国传统医学理论为基点,以生理结构定病位,以生理机能障碍邪气性质定病性,剖析病理,揭示其发展趋势,并对病人的心态和社会背景进行系统评价,充分依据病人的生物、心理和社会特征进行诊断与治疗,将名医前贤提出的“气为百病之长”、“血为百病之胎”视为纲,遵循病证相结合的原则,以多途径、多环节的调节方式使机体气足血流、气通瘀行、塞散经络畅顺,最终以调动人体巨大的自身调节与储备潜力,使人体重新获得新的动力为转归,达到让疑难病症邪去病愈的目的。

一、战争有自身特殊的组织、特殊的方法、特殊的形式,即军队及其指挥系统、战略战术、攻防进退的交替运用等。而中医对各类病证的应对与处置,同样的也有它自身的特殊组织,即:政府职能部门的管理监督指导(大本营)、医疗机构(战争场所)、医务和科研人员(指挥部)、患者群体及家属(指战员)的配合而和面对病魔(敌对方)的蜇伏与肆虐,运用特殊的方法、特殊的形式的一系列操作。

二、战争包涵着战役、战斗。战争是大规模冲突的总体术语,战役是战争的一个局部,直接服务和受制于战争全局,也不同程度地影响战争全局;战斗是战役的一个局部,由多个战斗组成战役,各个战斗的成败组合后影响战役。它们是军事行动的不同层次规模,每个层次都有不同的策略、战术和目标。三者之间有:整体与局部、持续时间、实施目的等区别。中医学的证候也同样的具有其自身的结构和层次。即:一是以空间因素为坐标的圈层结构层次,或也可以理解为螺旋式的结构层次;二是以时间等因素为坐标的连续式层次结构;三是各脏腑之间的证候有则近似于平面或扇形等层次结构;四是处于连接层次的各证候之间,不仅具有相邻的关系,而还有相继的关系。再者, 辨证是中医学的核心问题,随着近年来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研究,对“证”的现代病理学基础已经有所认识,由于“证”的病理改变带 有多个变理参数,必须寻找一个最能说明问题,能全容多因素的系统,而形状与素质就是最理想的选择。从临床上要理解体质与“证”的固有相属性,体质与“证”的潜在相关性,体质与“证”的从化相应性,同时也要明白中医病因的认识,必要时还得借助于实验、分析和微观等方法对病原体进行具体了解,建立一套“病因、病机、病理、病性四位一体”的综合认识。另一个,中医药学在面对“多病杂陈”时,就如同要大打一场战争,其时间跨度毕竟是不会少短的,正如“顽疾重病非一日而成,恢复亦需积铢累寸,缓缓而图,方可显效再进而向愈”所说也。况且,中医要打赢这场战争其中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焕发机能。其实中医用药治病,非药力能敌病,而是助正气以敌病也。良医察病体而知正气之欲恶,从而助以药力。药治标准,首重抗病现象,视证候而揣知抵抗力之趋势,当扶助者扶助之,当矫正者矫正之。也就是说:疾病是一个现象,这个现象不是单一条件,而是多种条件下产生的。医生治病,其实就是想办法增加条件或者减少条件,让那个现象改变。哪么无论是各种外治手法也好,中药汤剂也好,本质上,其实是一种激发机制,是它激发了人体气机的运行,让身体自我完成治愈修复的过程。人体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哪就说明把这场战争给打输了。

再者就单从战斗概念上来说中医药,古中医对局部、单个病证就早已渗透了战斗思维而且在运用中,正如所言的“用药如用兵”、“将军有能卒才听从”等。比如经方人参败毒散:方中必先人参补正却邪。羌活走表,以散游邪,独活行里,以宜伏邪,柴胡、桔梗散热升清,枳壳、前胡消痰降气,川芎芳香以行血中之气,茯苓淡渗以利气中之湿,甘草协和各药,使之不争,生姜辟秽祛邪,令其无滞。于是各建其长,以收全功,皆赖人参之大力,驾驭其间耳。至于治痢用此者,此喻氏逆流挽舟之法,以邪从表而陷,仍使里而出表也。这正是:中医立法遣药如用兵,将士一心听帅令,有条不紊司其职,相互配合克敌得取胜。

再如,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这分明就是诸葛亮大意失荆州,张仲景葛根芩连汤攘内解外逆流挽舟能救局。

还有,出处于《金匮要略》的温下剂-大黄附子细辛汤方可常用于急性胆绞痛、胆囊术后综合征等属寒积里实者。方中的附子温里通阳,细辛暖水脏而散寒湿之邪;肝胆无出路,故用大黄,借胃腑以为出路也。大黄之苦,合附子、细辛之辛,苦与辛合,能降能通,通则不痛也。这也就是在牵着敌人鼻子走,逼其改道,再以剿灭之的用兵高明之举矣。

再有,在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中,起码得要解决三大难题:一是治疗胃黏膜萎缩;二是杀灭幽门杆菌;三是防治胃的癌前病变。

由于目前公认,幽门螺旋杆菌(Hp)感染是导致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主要病因之一,因此杀灭Hp在治疗慢性胃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有人依靠大量清热解毒药物来杀菌抗菌,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掘考证,这些药物中既有清热解毒的虎杖、大黄、紫花地丁,也有温中散寒的桂枝、高良姜、丁香;既有清利湿热的黄连、黄柏、土茯苓、苦参,又有温燥寒湿的苍术、厚朴等药。临床证明,杀灭Hp不能单靠药理研究。

如果能认识到湿是炎症产生的载体,HP又是炎症的繁衍与变异的产物即菌(毒),湿去菌(毒)孤,菌(毒)则不得存留,更没了生成的条件,故此只有改善内环境,侍促成Hp生成的条件不再具备了,Hp也就难以生存了。这样的治则治法就如同两军作战,一方如能困住对方,再断其粮道,绝其水源,则成了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更有趣的是许多症征在临床中常配合“开鬼门”、“洁净府”、“去宛陈莝”三法的运用,这三法若是用的好,真会是在脑海中呈现出一幅围魏救赵,围点打援,斩首断尾,削其两翼,再灭孤敌的精彩场景来!尤其是在用中医药调理微循环障碍让机能性疾病得以降解的成果研究发挥出的效应更是让人拍案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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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战斗是战役的一个局部,由多个战斗组成战役,各个战斗的成败组合后影响战役,而战役又直接服务和受制于战争全局,也不同程度地影响战争全局。比如,在诊治一些奇病怪症时,要防止小股之敌,直接纵深,与伏邪之敌里应外合,形成铁钳势力,造成腹背受敌甚或摧毁军需后勤保障系统之危局。比如就拿色寒症来说,民间又称其马上风、房内风。是一种因性行为引起的以腹痛为主证的急性疾病。临床上常被误诊为急腹症或尿路感染。此病在一般医籍,包括《中国医学大辞典》均未见记载。目前尚未有统一病名。名老中医冷方南先生在一篇医话里称之为伤寒“两感”症,即内感与外感两两相合。《伤寒之道》伤寒有五的注解中,有附带注解的两感病定义。温病的两感者,伤于冬时,发于春时。发于春则为热,冬失藏则为寒,少阴无阳,春木无根,不能升发,陷而赋克,阳败人亡之凶险。

又比如, 脑系疾病虽然表现在脑部,但是它的病因却涉及多个内脏受损尤其是消化道的不同证型之病变。若是从整体来说,其本虚主要为肾阴阳不足、心肺气虚、脾胃虚弱、心肝血虚,标实多表现为气滞、血瘀、痰浊、寒凝、内生毒邪。由于五脏功能不足、气血津液等物质的敷布、运行、转输障碍,进而产生血瘀、痰浊等病理产物。血瘀为主者,虚证多为心肺气虚,治宜补益心肺,益气活血;实证多为肝失疏泄,气滞血瘀,治宜疏肝理气,活血化瘀。气滞为主者,一为肝气郁结;一为痰浊阻滞;主要责之于肝脾不调,导致气机升降阻滞,治宜疏肝健脾,涤痰化浊。以痰湿为主者,虽然涉及肺、脾、肾多脏器失调,但尤以肠道菌群紊乱为主要病理机制,治宜应首推改善消化(肠)道方为良策。因为我个人认为脑系万般病灶只是目  消化(肠)道失节方是纲 ,  主要依据如下:

1、由于来自肠道的有害代谢产物不能被肝脏解毒和消除,既可通过血-脑屏障,导致大脑功能紊乱及身体不同部位的病症或使原本的基础病发作或加深加重。尤其是在消化道出血时,肠道积血可产生更多的氨及有害代谢产物。比方:投中医方剂大承气汤加止血开窍之品(通因通用,以通为补),一方面促进肠道积滞排出,减少有害物质的产生;另一方面止血、醒神、开窍,更重要的是最终让人体的“升降出入”机制得以修复和恢复。

而肠道积血,则可属阴络伤则血内溢。它是中医学的病因病理学术语。阴络,指下部的、属里的络脉。血内溢,指体内胃肠道出血。大肠湿热下注,伤及血络,或脾虚不摄,血不循经,可见大便下血。《灵枢.百病始生》:“阴络伤则血内溢,血内溢则后血。”

2、就拿西医的现代医学的肝豆状核变性来讲,其病理讲是因肠道对铜的吸收超过正常,致使大量的铜盐慢性沉积,从而引起肝、脑、肾等组织的损害。其临床表现为进行性加剧的肢体震颤,肌张力增高和构音障碍等,甚至四肢屈曲挛缩,吞咽困难,唾涎外流,精神痴呆,少数病人可发生局限性癫痫或偏瘫,甚至出现精神异常。

3、像高血压症,中医学多责之于肝风,然肝风上扰,阳明首当其冲,肝木失于疏泄,则脾土壅滞,湿热内生。若采用镇肝熄风汤加减,以求清解脾胃之湿热,使脾胃气机畅通,升降复常,则肝风易于平熄。

4、腹痛泻泄,久泻精伤,致肾关不固而肝阳妄动之候,症见突然耳鸣,大汗淋漓,甚或旋即见昏迷、晕厥又兼面红热冲,口干思饮,盗汗失眠,五心烦热。切其脉浮弦滑大数。望其舌嫩红中裂,边现齿印,少苔欠津。此为久泻精伤,致肾关不固而肝阳妄动之,治当益阴固肾,兼以潜阳安神。治当益阴固肾,兼以潜阳安神,方选二甲汤主之。反之,热结肠胃,大便坚难泻导致的腑气久时不通的阳明温病,同样的有消亡肾液之虞,其势不可少缓须臾,则以牛黄丸开手少阴之闭,以承气急泻阳明,救足少阴之消,此乃两少阴之合治法也。

5、临床见证,肺气不宣,腑气不通之便秘,势必会导致胃热不降,热邪则再由胃络而上扰心神,故神昏谵语;阳明热盛,津液受劫而旁流于下;正虚而邪犹盛,故汗出而热不退。不急下无以泻热保阴,不救阴又安能回护其虚。柳宝诒说:“邪热入胃多不复他传,故温热病热结胃腑得攻下而解者十居六七。”确属至论。

6、再有中风后遗症之唇肿唇烂甚或语言障碍,就是有大多患者因过食辛辣厚味,脾胃湿热内生,复受风邪外袭,以致风火相搏,引动湿热之邪,循经上蒸,结于唇部,气血凝滞而成;亦有因脾经血燥者,因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主统血,若饮食不节,脾经积热,日久阴血受损,或温热病后,伤阴化燥,血热化燥生风,风盛伤筋,则唇动,燥热熏灼肌膜,故干裂流水,如无皮之状。也可因风吹、日晒、烟酒等不良刺激,风火邪毒乘虚直侵,造成唇部肌膜受损,染毒而成。本病与脾、胃关系密切。由于脾胃蕴热,复受风热湿邪侵袭,早期以实证为主,多表现为胃腑实热证;后期则由于热蕴日久,阴血受损,血虚化燥生风而致,以虚证为主。故本病辨证首先要辨其虚实。总的治疗原则,早期为疏风清热解毒,后期为养血,润燥祛风。

患者予素食辣厚味,必有湿热内蕴脾胃,此有舌脉为凭。脾胃主肌,头面为阳明经所过,湿热循经上蒸,故见面红耳赤,头部汗出。

况血海隶于阳明,以少阳为来路,当以阳明为去路。宜泄热逐淤,拟桃仁承气汤。

7、就慢性脑蜘蛛膜炎现代医学目前无特殊疗法。本病若是从中医学视角认知,它系毒热内蕴,肝胃热盛,引动内风,经络失和。立法遣方用药一般是重用清阳明胃热之生石膏,配以花粉和山药,同时荷叶入肺肝,治肝热生风的头痛,加全蝎、钩藤、蜈蚣熄风通络;佐以银花、连翘解毒,故内蕴毒热得解,肝胃之热得清。为时不久,诸症悉除,让半身轻瘫得以渐复,化验及体征亦可恢复正常。

盖中医辨证,主要在于五脏六腑,不管是火热上扰,困蒙清窍;阳明湿热蕴络火热灼脉,痰瘀结滞;肝血暗耗,肝阴虚不能制肝阳,故而引起肝阳上亢还是肾关不固而肝阳妄动之候,皆与消化(肠)道有千丝万缕的相联。至于西医的现代医学虽言脑神经受影响,但中医学其治疗原则,或养阴,或化痰,或熄风,或开窍,或通络,除过脑部外伤外,其它又均于脑无关。平素所标旁的中西医理论的结合,于中医学术的发展,意义不大。

综上所述, 脑病繁烦何其多,如果不知消化肠道且为目,势必会犯兵家大忌,让小股精锐之敌,直接纵深,再迂回杀个回马枪,进而摧毁心脑中枢神经系统而得呈。

最后再结合前面刚讲过的处于连续层次中的各种证候之间,不仅具有相邻的关系,而且还有相继的关系,其实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且各有其自有的特色,但无论如何又都离不开整体系统结构之中。通俗点讲,即病虽在局部,但要着眼整体,人体各部分是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正气相助,病变相关。局部病变可影响整体,整体病变也可影响局部。在辨证治疗诸多类疾病时,对待局部病变,尤其应注意着眼于整体,把局部与整体统一起来,不能只见一木不见林。防止孤立、片面地处理局部病变。从整体出发,主要以局部与整体各方面的联系上综合分析,反复推敲,从而发现病变的症结所在,制定合理的治疗措施,这样才能取得预期的治疗效果。

如果把辨证的思路仅局限于局部病变上,忽视整体考虑,则难以达到理想的治疗目的。比如在临床实践中,遇到了脑梗后逐渐出现痴呆症状如何应对?此时就要考虑到脑梗后可以由于患者的气虚无以鼓动血脉而致瘀血阻滞,气虚尤以脾虚为主,脾虚无以运化水湿,痰湿阻滞,痰瘀蒙蔽清窍而出现上述症状,脾虚还可以引起“脾约证”之便溏,又还可导致气虚的虚秘的双重性病变。此为本虚标实,虚与实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 在处理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时,主要治则是攻伐要适度,何谓攻伐适度?哪就:一是不能离开机体的承受能力而盲目的高强度攻伐、剧破峻攻而只会徒伤正气克伐生机;二是不可滥补,补益之药物,性质滋腻,若投于湿、热、痰、瘀等证,极易阻滞气机,既令邪(毒)气愈加胶固难解又让体内湿浊(毒)潴留严重,导致气机的升降出入更加滞碍不畅,人体各部位津液流行布散更加困难而犯闭门留寇之大忌,稳妥之法当是审时度势,仔细权衡,着眼全局,攻伐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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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战争既与敌对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等因素密切相关,又是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理环境等自然条件下进行的,而这些因素和条件加上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构成战争的整体,推动战争的发展,导致一定的结局。中医治病疗疾主要方式之一就是立法制方遣药,而它的制方原理是遵循以证法方药的内在统一为原则,通过对审证析机、据机立法、依法遣药等制方环节的分析,揭示制方要素与所主病证病机间的高度针对性来进行的。当然了,还要掌握灵活多变的原则,疾病(敌方)不会一成不变,任何病理机制都不是永恒不变的,可随时而异。即使是同一疾病也会因人因时因地而变化,因而,对某一疾病的用药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如眩晕病,根据《内经·素问》“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常被认为与肝阳上亢有关,但其病因病机可以是多方面的,有情志不舒、肝郁气滞、气郁化热、肝火上逆等。如有肝火过盛,肝阳上亢,引起肝风内动,甚至抽搐者。有肝郁日久,化火耗伤肾阴,或平素阴虚肾亏导致水不涵木,肝之虚火上逆的。有脾虚日久,健运失职,水湿内停阻滞气机,导致土壅木郁,肝失疏泄条达,郁而化热,肝火上逆而致眩晕的。总之,由于病因、病机、病程时间长短不同等原因,眩晕病常轻重不等,症状有异。

中医治疗对于病机较简单者,常规处方即可,但对病情错综复杂、寒热虚实胶结难分,尤其是一些“多病杂陈”性病症,常规处方很难取效或起效很慢时,不妨使用“大方复治法”,可功半功倍。当然了,提倡"大方复治法",绝不是反对精炼处方,也绝不是抛弃辨证,拼凑药物,乱用重剂希望幸中,它的应用必须是建立在对药性、药效有深入理解,对病机有整体把握的基础上。

比如就拿肿瘤来说,肿瘤从潜证到显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邪气往往导致寒、热、气、血、痰、毒、虚、劳、外感及里失和等因素胶结缠绵,故需用大方和解之。因其兼证多而邪不专,药不重不足以应其变。象一位老中医曾治一潘姓女患者,41岁,西医诊为恶性淋巴瘤。该患者不单为恶性淋巴瘤,还伴有腹膜增厚,两侧胸腔积液,腹腔积水,甲状腺结节,贫血等,即属“多病杂陈”之况,纳差力微,势危情急。患者本人不能来诊,家人前来代为求治。处方如下:柴胡10克,白芍10克,生地15克,川芎15克,西洋参15克,焦栀子10克,牛蒡子10克,防风10克,天花粉10克,连翘30克,甘草6克,乳香10克,没药10克,炮山甲10克,全虫10克,僵蚕10克,蜈蚣3克,夏枯草15克,煨芫花3克,醋大戟3克,醋甘遂3克,泽漆10克,葶苈子(包煎)30克,龙葵30克,葎草30克,首乌15克,麝香0.3克,7剂。水煎服,每日1剂。10天后复诊,腹水得以消减,体力有所恢复,纳食增,势危情急转安。病人及其家属感觉满意并表感谢。

从上方中可不难看出:西洋参补气保津;当归、白芍、首乌、地黄养血和阴,川芎、乳香、没药、麝香行散活血;芫花、大戟、甘遂、泽漆、龙葵、葶苈子制水消肿:其中芫花体轻,善理上焦肺水,能治心下水气,使自二便排除,有“洁净腑,去陈莝”之势;甘遂色黄入脾走中焦,行经络之水;大戟色黑入肾而走下焦,泄脏腑之水;泽漆消痰行水,葶苈子下气闭,祛痰下水。更用爬行灵类之穿山甲、全虫、僵蚕、蜈蚣走而伏降,入络中之血分,攻破溃坚。焦栀子、天花粉、夏枯草、葎草、牛蒡子、连翘清热解毒,散结化郁;柴胡和表里,升阳气;防风散风邪,化痰湿。药用28味,升、降、敛、散、补、泻并施。破结溃坚,泄水驱邪,安正固元。扶危缓急,效若桴鼓。

五、战争的发展趋势,战争技术形态是最为活跃的演变链路,以代表性的高新技术和武器装备为标志,纵向发展。迄今为止,常规战争经历了以冶炼技术为标志的冷兵器战争形态、以火药为标志的热兵器战争形态、以发动机与电气技术为标志的机械化战争形态,当前基本形成了以网络与信息系统为标志的信息化战争形态,向以算法与机器人为标志的智能化战争形态迈进。

同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如果若是 :

1、一是不明疾病的动态性与具有它的时代属性,因而否定传统中医药学的合方、复方、大方的临床疗效,不晓一虎难敌群狼,而是抱残守缺,简单机械的套用单方、验方及所谓的秘方;二是不知壮火食气,少火生气,而是拥兵自重临床见症只会机械性的进行叠加堆积用药,就认识不到中国传统医药学的双向调节性和多靶点效应性。

2、是要知晓现代人的病证绝大多数是属于“多病杂陈”,在临床上实际上的辨证其实早已经超脱了我们平时的四个字、两个字这种简单的辨证,因为对于许多沉疴痼疾和多病杂陈来说,简单的四个字辨证不足以概括它的基本病机,我们不能以简单对复杂,只能以复杂对复杂。

3、 方剂是中医的精华,中医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通过方剂的不断增加来实现的。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五十二病方》还颇粗糙,《内经》也只有13方。到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260多首方剂,已成为中医理论体系发展成熟的显著标志。 唐代孙思邈《千金方》中6000多首方剂已显示出中医理论和经验的博大精深。一个好的中医医生,也往往是通过对方剂的学习、理解、运用、领悟、化裁、创新而完成了从学生到老师乃至名医的转变。虽然现存方剂早已超过十万,但究其实际,仍是“医之所病病方少”。因为时代在变化,疾病谱在改变,诊断技术在提高,新的临床问题不断出现,患者的要求也今非昔比,只有创制新方,才能与时俱进,弥补古方之缺漏,提高处方的靶向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4、祖国的传统医药学是经历过复杂的哲学演变和发展,并非是空中楼阁!它的研发思维还具有社会属性且还兼有社会人文科学的某些特征即触角深入到了社会人文科学属性。绝不单是人们一般容易理解的医学的自然科学属性,所仅重视健身和秩病过程中的生物学机制。

六、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主要最根本的因素是人,武器装备差距可以放大自身优势,给对方造成更多伤亡损伤。但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战争耐受力、军事指战员的能力素养与精神意志才是最根本的。政府职能部门、医疗机构、医者可以看着是进行战争的决策层、指挥官,患者与家属的伴随且是指战员。现代医学的所谓新的医学模式之“循征医学”,其实就是在战争面前已举了白旗投降的无能医学。时代在变化,疾病谱在改变,诊断技术在提高,新的临床问题不断出现,患者的要求也今非昔比,只有创制新方,才能与时俱进,弥补古方之缺漏,提高处方的靶向性、针对性和有效性而不是所谓的科学化、标准化、现代化、规律化,发展中医药事业要警惕和抵制一小撮伪中医人的误导和把中医药事业引向错误的轨道。换言之,如果中医药的重大学术研究不能以提高临床疗效为核心和重点,那么这些研究就严重偏离了中医治疗现代人疾病的需求,严重偏离了自己应有的职责、使命和担当。

医道虽难,能难其所难,亦不见为难,凡医者只要是能抓住了疾病它所具时代属性之特点,能突破刻舟求剑的僵化教条之虞,能让思想理念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则即无畏难也。

七、至于用之于中医药的以退为进(以通为补)、从中斡旋(中州)、声东击西、南伐北讨(提壶揭盖)、穷追猛打(除邪务尽)、休养生息(战后恢复、免疫重建)、有故有殒亦无殁、兵不在众以治为胜、兵贵神速(温病的用药,药不厌凉,凉不厌早,下不宜迟)、逆流挽舟,扭转战局及包括大兵团做战,全面出击,万箭齐发,各个击破;单兵出击,为后续大部队全面收复取得胜利而清除了障碍的等等战略战术的宏论由于篇幅所限,暂不再作一一阐述了。  

最后借用习主席所讲的,发展中医药事业,必须的遵循守正创新!也就是说,没有传承,创新就失去根基;没有创新,传承就失去价值。唯有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才能擦亮中医药这块金字招牌,让古老的中医药历久弥新。其次,中医药上升到理论已经有一千七百余年的历史了,在这些基础性理论指导下,无数的医家在临床上反复验证了它的客观性和实用性,只不过是疾病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具有它的时代属性,所以说中医药的应用必须的具有它的广泛性和现时性,如何达到这一要求,应该是引用中医原有的理论学说来启迪和佐证现今的新的理论的依据性。再则,灵感本来就是互相启发的,不管他学了谁,还是借鉴了谁,只要是体现出他的风格,那就是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