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性被戕害的古老历史里，流传着一则则罪恶传奇。伦敦东区白教堂一带连续残杀多名妓女，仅留下一件血披风的开膛手杰克，其残忍的作案手法被不断模仿，其写信挑衅警察局的行为被反复抄袭；笼罩塞西尔酒店半个世纪，阴魂不散的黑色大丽花惨案，一遍遍穿上艺术的外衣，其超乎想象的残暴，被描述成一场难解的行为艺术，创造出五百多人主动供认自己是凶手的历史记录；拥有博士学历，仪表风度翩翩，无差别奸杀三十五名少女的泰迪·邦德，被冠以高智商的美誉，仅凭庭审上一个迷人的微笑，斩获情书万卷……这些仇杀女性的屠夫，被奉为顶级流量的连环杀手，他们的故事经由猎奇和浪漫化处理，透过影视、摇滚、游戏、文化T恤，在流行文化中招摇过市。人们不去关心死者，而把猎奇心、窥探欲，甚至偶像崇拜，投射到罪犯身上。某种意义上，奸杀者篡夺了原本只属于英雄的光辉。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大多数人都更喜欢用故事中最聪明的赢家--凶器的实施者--来代替自己；很少有人会用暴露在身体下的妓女、从内脏中挖出的大丽花、在花季死去的女孩来代替自己；大多数人更喜欢用故事中的光明赢家、凶器的施暴者和在花季死去的女孩来代替自己。谁会去探索他们极端的生理和心理体验，追逐他们失败但勇敢抵抗和斗争？在我们人类的文化中，关于性犯罪和性压迫的一整套叙事策略是不公正的。在相反的英雄故事中，肇事者能够继续对受害者使用暴力：他们在受害者时刻被牢牢地钉死。他们的生活将围绕强奸或死亡展开。

他们成了故事中无声的道具和永恒的缺席者。

不公正的英雄叙事需要改写。过去两年，台湾、韩国、日本和其他国家和地区出现了标志性的女权主义文本。它们是愤怒的书籍、窒息的书籍、复仇的书。然而，积极的愤怒承载着变革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