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印度卫生部十三号公布的最新数字，印度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上升至四百七十五万四千三百五十六例，过去一周，印度平均每天新增感染病例超过九万例，直追美国，成为世界上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第二多的国家。紧随其后的是巴西累计出现431万5687例确诊病例，而且尽管过去两周每天新增死亡人数有所下降，但专家表示，目前仍难以判断未来疫情的趋势。同时，欧洲近期爆发的COVID-19疫情反弹严重，部分国家已恢复到3月份水平。

上述国家疫情的发展再次凸显了一个问题，在新冠肺炎疫情这样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中，什么样的社会管理能力才能发挥有效作用？

作者通过比较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和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在防疫控制方面的经验，认为以下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预防和控制危机的意愿。回顾疫情爆发以来的情况，不难发现，并非所有国家和社会都能形成防治这一流行病的统一和强烈意愿。例如，在美国，流行病的预防和控制受到选举政治、派系政治、宗教和不同思想的影响。事实上，不同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团体已经把这个国家是否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抗击这一流行病的问题搞得四分五裂。在印度个别地区，议员出于政治考虑，不顾事实，事先宣布他们已经克服了这一流行病，这实际上削弱了统一政治意愿的前提。如果不能形成统一的意志，防疫效果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第二，基本的体制能力。防治艾滋病不仅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而且涉及经济生产、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物质供应、甚至教育、民生、精神健康等方面。这就要求国家有较强的制度能力来配置资源，维护社会稳定，协调经济生产，并具备国家的基本权力，有效地组织和干预基层空间组织。这个能力不是"一天的贡献"。印度和巴西的疫情爆发，加上抗击疫情的意愿，与缺乏这些基本能力有很大关系。

再次，危机防控中的社会条件和氛围。与基本能力相同的国家相比，会发现不同国家抗病能力的强弱也存在很大差异，这主要受社会组织形式和民众观念的影响。例如，在德国，无论是抗击疫情所需的基本医疗物资，社会控制的法律资源还是调节经济的政策资源都比较充足，但一些防疫措施缺乏实施防疫措施的社会条件和氛围在政府是否应该采取强有力措施控制疫情的问题上，一些人受到历史包袱和记忆的影响，担心严格的控制措施会增强政府的集权程度，这些政治和社会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采取必要措施的动力在一些工业化，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个人自由至上，宗教极端主义等观念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无限抬高了生命的选择权而忽视了基本的生存权，疫情防控过程甚至受到一系列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和绑架

最后，中央政府及其发挥的特殊作用。如何整合意志、能力和社会观念，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抗击疫情，发挥最佳的综合效果，以及依靠一个强大而有威望的中央政府。无论是在形成统一的国家意志，制定国家救助计划，有效配置医疗资源，最广泛的社会动员，甚至是避免地区主义和防止社会混乱，中央政府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对于疫情这样的特殊危机事件，中央政府也可以发挥统一协调的作用，防止短板效应的出现，避免疫情防控漏洞，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目前，世界上新冠肺炎传染病感染总数已超过2800万人，如何充分发挥社会管理能力的综合效能，迎接疫情挑战，仍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