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云南省两会的结束，全国省级"两会时间"圆满画上了句号。通过梳理各省《政府工作报告》可发现，"新基建动能转换"等词成为地方两会的高频词。而在全国两会上，"新基建"同样成为代表委员的关注热点。新基建之所以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首先在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层次。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何推动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产业经济向世界产业价值链中高端升级，成为必须跨越的"时代险峰"。尤其是面对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无人驾驶、5G等系列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机遇，将技术与应用、商用场景加速深度融合，从而创造出巨大的市场供应侧变革势能，进而带来规模在万亿量级的市场需求增长极，成为中国经济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占据更多主导权的关键所在。而今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社会格局带来的冲击不可估量。一方面，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变数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正倒逼中国经济必须持续加大内生增长空间，在产业结构上加速迭代优化。

新基建战略的提出，意味着国家战略的重心将向包括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在内的新基建倾斜，创造更多有利条件，推动相关产业实现资本、"知本"等要素的聚合，进而成为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新驱动力。去年我国率先落地5G全国商用化，可谓是新基建所迈出的重要一步。此外，阿里、腾讯等中国企业在云计算所取得的成果，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近几年来的高速发展，无人驾驶领域众多企业已经开始全面路测、众多地区加快发放相关牌照等一系列动作，也证明新基建的产业框架已经具备了一定基础。如果用天时、地利、人和三大维度来衡量，中国新基建体系建设确实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当然，如果把新基建比喻成风口，那么追上新基建风口必须迈过四道门槛，分别是政策门槛、战略门槛、资金门槛和人才门槛。新基建要带动市场投资和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参与热情，必须打破各种政策和管理方面存在的"玻璃墙"。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刘伟所指出的，"新基建"投资回报慢、过程长，地方政府长期存在欠款问题，民营企业拖不起，这将严重影响民企民资参与投资的热情。需要建立地方政府拖欠账款问责机制，为民营企业掘金"新基建"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同时，虽然一些地区已经开始通过倡议降低地方新建基础设施的准入门槛，但这还是分开的。如何建立全国统一的新建基础设施开放清单，并确保实施过程不出格，考验着政府相关部门的决策和执行力。而战略门槛也是政府和企业面临的同样考题。 新基础设施指向的七大工业区具有相当明显的"无人区"性质，即试错成本高，需要政府和企业制定相关战略。要考虑自身的承受能力和市场接受度。 与企业市场的自发试错相比，我更担心一些地方政府在新的基础设施上的贪婪，或者说将其异化为某种政绩指标。 如果采取类似错误的战略指导模式，将对国家新型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产生负面影响。对于企业来说，新型基础设施属于高投入，慢回报的领域，阿里巴巴在云计算上10年"白白浪费"，马云浩所说的"先砸千亿"的故事不胫而走，一方面证明了阿里在云计算上的远见卓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云计算本身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在资金门槛上，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企业，都要承受压力和挑战。 在未来的新基建中，类似的重大挑战将层出不穷，这将考验企业的资金运用能力，同时也需要更加多元化的融资"供血"。

如何建立更科学的投入产出量化考核机制，也将是政府财政主导的新型基础设施项目面临的难题。人才门槛也是中国新型基础设施的一道坎。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清华大学此前发布的《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8》显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优秀人工智能人才比例明显偏低。美国在优秀人工智能人才数量上遥遥领先，共有5158人。 中国人工智能人才总量虽居世界第二，但优秀人才数量为977人，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仅居世界第六位。除了中试级人才缺乏，在基础人才培养方面，工信部人才交流中心牵头制定的《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岗位能力标准》显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将迎来百万级缺口对此，我国新型基础设施体系已"蓄势待发"，但仍需通过开放市场，制定既有前瞻性又不过度的战略部署，建立多元化的新型基础设施融资渠道，加快本土新型基础设施所需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从而加快形成新型基础设施软硬件供给